安顺前夜

   2011年春汛时，我来到了安顺场。安顺场已是旧貌换新颜。大渡河的水还没有胀起来，从红军渡的岸边走到水前，是一片开阔的鹅卵石河床，河的北岸，却青山依旧，不过，在半山腰已经开辟出了一条公路，这条公路沿着大渡河可以一直上溯到泸定桥。

安顺场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渡口，扬得志同志题字

   我径直走到那块刻着三个红色大字的石碑前。回过头，凝视着“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前的那尊用花岗岩镌成的“红军战士头像”，的确心潮起伏了。来到大渡河、来到安顺场、来到红军渡、面对红军战士的巨石头像，你该不该向创造了这一历史的坚强无畏红军战士行注目礼？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七十多年前。

   1935年5月，也是春汛到来之际，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大渡河的南岸的安顺场。于七十二年前太平军到达这里时安顺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土司大人仍然在那座山坡上的土司府里管辖着这方土地，只是安顺场的房屋在民国的动荡中更陈旧了。特别是在四川这个大小军阀不断争夺地盘的、少数民族为领地不时挑起血腥械斗的省份，真的是旧中国一个黑暗的缩影。于是，在黑暗的夜色中，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走到了大渡河边，他的名子叫毛泽东。他随身只带了一个战士，这个战士是他的警卫班长胡长保。此时毛泽东手中夹着一支香烟，当他吸时，便有烟头一点红光，他注视着对面，对岸的峭壁虽然一片安静，却有黑洞洞的枪口隐蔽着险恶的杀机。他又目视翻滚着波涛策策东淌的大渡河水，仿佛太平军将士的冤魂鸣鸣诉说；陷入沉思之中。

安顺场红军渡广场前的红军战士雕象

   那时的毛泽东还不能称 “伟人”，只不过，在有关红军命运的关健时刻，总能显示出他的英明。红色苏区受到蒋总司令的五次围巢，前四次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指挥领导下都能化险为夷。而到了第五次，由于受到来自党内“左倾”势力精英们的排挤，毛泽东被无奈下课，结果损失惨重。红军遭到严重削弱，被迫进行长征。我访红到江西瑞金，到过中央红军的长征出发地云石山。云石山有一座小庙，谁能相信，这座小庙曾是苏维矣政府的临时驻地，毛泽东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他除了读书、便是思考、然后便是与庙里的一位老僧交谈。老僧说：自古以来，欲夺天下，必逐中原。纵观中国历史，南朝总是不及北朝。远去的历史不说，只说近代，太平天国建都南京，终被北京王朝消灭，孙中山广东政府无为，所以才要发兵“北伐”，红军此次北上，是为“天元布子”。 毛泽东领悟了这番话。长征其实是在走一召险棋，成败孤注一掷。老僧又说：红军北上，一定要沿水而行，可断粮，不可断水。水才是命脉。特别是对于你毛泽东来说，逢泽必活，离泽就枯。听罢此话，毛泽东露出了会心的一笑。他的确是个喜水之人，少年时，便写出《沁园春长沙》，他的《北国风光》之灵感其实也是来自《大江东去》的豪迈。而后，从一支雄纠纠的红军队伍整齐地走过于都河，到湘江会战，红军几乎损失贻尽。然后，长征中的红军便一直处于被动，而陷入“流寇”的境地。

安顺场“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

   想到这里，毛泽东便蹙紧眉头。此时，他又换上了一支烟，深吸了一口，虽说遵义会议后，他毛泽东有了发言权，确定了他的领导地位。应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然后在他的指挥下，四渡赤水、突破乌江，金沙甩敌，跳出了数十万蒋军的围追堵截，使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但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而且还是有些失利的战斗，这就引起基层指挥员们出现某些怨言。而这种情绪反映到中央和红军中上层领导后，不时出现否毛、疑毛的风波。其实，还是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机动作战英明的不服气，散布毛泽东指挥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最典型便是林彪提出的“弓背弓弦”论，他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这样领导指挥还行！”红军到达会理时，中央决定休整一下，这期间，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的要求遭到彭德怀的回绝，林彪又给中央三人小组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他要求聂荣臻在信上签名，被聂严词拒绝了。聂荣臻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

   要不要毛泽东同志来指挥这支“疲惫之旅”，应不应动摇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935年5月12日中共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样、邓发、凯丰、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略正确思想。对林彪的所谓“走了弓背”的意见和他给中央三人小组要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信作了批评。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会议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可以说，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会理会议特别针对当时部队指战员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动作战的战略意图，研究了进一步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决定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任命刘伯承为先遣司令，充分运用他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进行战略侦察，当开路先锋。为红军北上开路。同时，极为慎重地提到全军如何越过大渡河，进行了周密部署。

   是的，当时红军队伍中指战员们的思想波动并不奇怪，据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四渡赤水，是红军在长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同敌人决一死战也比累死要强。正是在这样背景下，林彪写出了那封信，此时，党的高级领导如思想不统一，决策稍有闪失，就可能亡军、亡党。比如三渡赤水前关于打不打打鼓新场问题的争论。1935年3月10日，林彪与聂荣臻曾致电朱德：“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中共中央负责人便就此信开会讨论，大多数同意打，但毛泽东坚持不打。对此，周恩来回忆道：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在会议上争持不下时，毛泽东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一位与会者竟然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于是，张闻天便按照组织原则，作出打的决定，并要彭德怀暂代前敌总指挥。散会后，毛泽东反复思考，还是认为不能硬打。当天晚上，他提着马灯去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建议周先不忙下命令，还是再考虑考虑。第二天再开会时，大家最后终于被毛泽东苦口婆心说服，避免了一场损失。战场指挥，常常需要判断准确，所谓英明，更需要坚持英明，否则，就会“一召不慎，满盘皆输。”会理会议上，虽然祥细讨论了如何过大渡河这道天险的问题。但是中央红军到达安顺场，才知道情况远比会理会议上的议题复杂的多。对于熟读史书的毛泽东来说，他怎么会不知道大渡河边“石达开”的悲剧。更何况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庄家正是“曾国番”，这位曾文正公与毛泽东同为湘籍，应为乡嫡。对面的守敌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将渡河之舟坚壁清野，河面除了骇浪滚滚，一无所有，而架浮桥，且不说此岸开阔完全暴露于彼岸守敌火力之下，急水湍流实难有立木之隙。毛泽东府身掬了捧河水，虽为五月，仍是彻骨之寒，他饮了口大渡河水，品出冰川凛冽，武装泅渡、何谈容易。

   起风了，寒风中，毛泽东缓缓直起身，让人不易察觉地摇了摇头，但细心的警卫战士胡长保还是看到了，他说，“主席，夜深了。回去吧。”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回去？开弓没有回头箭、革命也没有回头路。只能勇往直前，强渡大渡河，我们决不做第二个石达开。”

   远处出现了一行灯火朝这里走来，当这些人快走近的时候，胡长保持着长枪警惕地问：“谁？”这时传来了浓重的四川仪垅口音，毛泽东上前一步：“原来是玉阶兄”，然后，他们俩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这时，又传来了带有浙江绍兴味的普通话，是一种郎郎之声，“看，毛主席和朱老总又在大渡河边握手了，这是续井岗山之后的又一次伟大握手。”这时，毛主席问，“恩来，你们怎么知道我在大渡河边？”一位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说，“我们去找毛主席，警守战士只说他们在给毛主席按排住宿的时候，毛主席和警守班长便不见了，安顺场就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我们找来找去，找到了大渡河边------”

看到纪念馆内的这幅油画，然后访安顺场老乡，

听他们的讲的故事，油然想到“安顺前夜”这一情景

   “好吧，既然大家都来了，咱们就开个神仙会吧。八仙过海，各有高召，众位都是红军的英雄豪杰，看看有什么过大渡河的高召。”毛泽东诙谐地说。东方已经拂晓，于是，在晨曦中。这些中央红军及党中央的领导人便团团围坐在大渡河边，摆了一块门板，几碗大渡河水，开了一个没有载入史册的重要“神仙会议”各个领导先后讲了敌军的围追态势、以及“红四方面军” 正往雅安与中央红军靠拢。但一时还不能前来接济中央红军，更何况统帅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已经表现出对中央红军的这些领导人的轻视态度。“是啊”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当时在北京，国焘兄是北大的学生领袖，我毛泽东呢，不过是个挣几块银元的图书馆小小管理员，在五四运动中，他张国焘可是走在打着反帝反封建旗帜队伍的最前面。在他当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对广大革命学生讲演革命大道理时，我毛泽东只是坐在北大图书馆里在如饥似渴的读书学习。应该算是读过了万卷书，现在，我和大家一起行万里路。”朱德说：“这万里路可不算太好走唷。润之，据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同志报告，，我们只夺获了一条小船------” 毛泽东听完，略一沉思说：“是吗？我们有了一只船？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一只船上诞生的。”思维机敏的周恩来听出了“弦外之音”，他说：“我相信，中国这只革命航船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大家一齐看着做为三人小组小组长的周恩来，毛泽东的眼睛有些湿润，他明白周恩来说出这些话的重要意义和做用。他说，“我毛泽东尽力而为吧，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蒋介石是想要我这颗人头，但是，我毛泽东把这颗人头交给蒋介石，蒋介石就会放过所有的红军将士吗？我毛泽东就是在安顺场做了第二个石达开，谁能保证大渡河水不再一次被鲜血染红？大家都知道蒋介石说过，宁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这是何等屠杀？既便诛连九族，也不会滥杀无辜上千吧。我毛泽东做的成石达开做不成石达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他是一支人民的革命队伍，他肩负着解放中国劳苦大众的重任，他要打倒帝国列强、建立一个新中国，让人民翻身做主过上好日子，让中国翻天覆地立于世界之林。”

   “那老毛，你说怎么办吧？”

   “就用这一只船强渡大渡河。由朱总司令指挥，我要去拜会冀王石达开。”

   “好吧，我来组织这场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一会儿回去我就召集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部署强渡大渡河这场战斗的具体措失。”朱总司令大手一挥说。

   这时，太阳升起来了，霞光照耀着大渡河，也照耀着这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革命家们，他们朝气蓬勃，英姿焕发，大渡河作证！

   回去的路上，周恩来对胡长保说，“小胡，你可一定把毛主席保护好啊。”

   胡长保说：“首长，你放心，我就是牺牲了自己，也要把毛主席保护好。”

   胡长保这位长征时期的毛泽东同志警卫班长以他的行为证明了自己的诺言。

傍晚，我离开安顺场时，在这个牌楼下留念

   这便是我在安顺场时听到的故事。

   好象在有关红军长征的各种著作中并没有提及到“安顺前夜”这一记载。是史学家的漏笔，还是这是个杜撰的故事，已经无从考查了。但我在大渡河纪念馆看到了这副油画作品。总之，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大渡河我相信毛泽东一定信步走到过河边，他一定喝过大渡河水，不仅仅是他，包括了所有当时红军人员，从将军到士兵。他们都一定在大渡河有一个“前夜”。这不会是“虚构”。它是史实！

   那么，安顺场的前夜有着什么意义？在进入安顺场的时候，要经过一个高大门楼，门楼上陆定一同志题写的对联赫然入目：“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傍晚时分，我在这座门楼前留下了一张照片。